上星期逛網站，看到有網友對於法務部長王清峰提出廢除死刑，而有強烈的反彈聲浪，看了網友們的回應，內心實在感觸良多。我無法在贊成與反對中擇一而立，只想提出我的看法。
多年前曾經看過一位作家，為湯英伸寫了篇「贊成死刑的請舉手」的文章。大意是說原本單純的原住民青年，離開家鄉到都市謀生，卻因為客觀條件較弱勢(沒有高學歷)，只能在一家家庭式的工廠(大約是，原剪報找不到了，只能憑大略印象敘述)工作，老板將他的身份證扣了起來以防他逃跑，每天給他超時的工作量，卻只給他微薄的薪資(其實就是壓榨啦！)，事發當天，老板又在刁難他，老板娘也在一旁幫腔助勢，長期疲勞造成的壓力讓他突發怒火，在盛怒中殺死了老板夫妻和他們年幼的孩子。
照我們一般道德標準：殺人者死。
從事情始末來看，他原是被害者，雖然殺人是不對的，也不是非如此不可的手段，但他當下是被迫的，若不是雇主夫妻欺人太甚，他何至於此？但我們的法律依然判了他死刑。
那是將近二十年前的事了，我們的社會有因此變得更好嗎？我想大家應該都很清楚。
這二十年來，從媒體播放出的重大刑事新聞一件比一件更駭人聽聞，到後來，除非手法更加變態殘忍，不然大家都麻木了。想一想將近三十年前，一個李師科搶銀行案，就震驚全國，而如今，搶銀行也不是什麼大新聞了。同樣一件事，社會大眾的反應差這麼多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是不是我們整體環境越來越冷漠？三十年前的社會，人情味仍濃，傳統道德感仍重，民風仍淳樸，安份守己過日子的人多，有非份之想的人少，社會環境相對之下也較安定。可是三十年後，科技進步了，政治開放了，資訊豐富了，可是我們內心的安定越來越少了。可見生活的平安和科技、資訊、政治的進步不一定成正比。
我們目前的環境由於內部政治長期對立而越來越功利，幾乎大部份攸關基本民生品質的事都被拖延或擱置，只有跟選票有關的議題才會被重視，候選人要求勝選，急於表現給選民看，一旦選舉季節過了，就沒什麼聲音了。但對於絕大多數的選民來說，安穩的生活品質才是他們最想要的。
我們不要一遇豪大雨就鬧水災、土石流的生活環境，我們不要一個沒有長遠思量而急就章的實驗式教改，我們不要書唸一唸還要擔心畢業找不到工作，我們不要時不時受到詐騙集團或強盜的哄騙與威脅，我們不要食衣住行的來源是黑心的或不安全的。我們需要被教導真正合乎大自然需要的行為及生活觀念，讓我們生活的環境變得更安全、更舒適，而不是政治式的口號喊一喊就算了，我們要實質的改善。
很可惜，我們的政府做不到，不管是哪個政黨都一樣，事實上，我們的政府什麼都做不好：民生條件、醫療、衛生、教育、交通、安全‧‧‧。但我們也讓這樣的政府領導不是嗎？我們有用什麼樣的方式督促我們的政府嗎？或我們有做了些什麼有幫助的事？
當一個社會生了病，造就出生病的人，這些人去做出了病態的事，讓我們不能接受，於是用最簡單的方式：除去他們，自認這是為了正義，為了大部份的人好。我同意有一些案例存在，可以讓我們永遠警惕，並且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，然而，除去他們之後，是不是我們從此就安居樂業了呢？是不是這個社會就再也不會有變態的人出現？
或者我們應該去從源頭改善，讓這個社會變健康、變正常，就不會再孕育出病態人格的人了，這會不會是一個比較一勞永逸的辦法？
當我們不再因政治立場不同而對立、因經濟條件不同而勢利、因外貌而取人、因智力或生理差異而歧視，並多給有需要的人一些機會，會不會因此減少一些人產生邊緣性格？如果我們對彼此多一些寬容、諒解與合作，誤會與糾紛是不是會減少一點呢？如果我們常懷惻隱之心與善意，社會上的溫暖是不是會多一點？
我們口口聲聲說要生活在一個和樂的環境裡，但我們自己有為這個目標做些什麼嗎？我們有沒有可能在無意中做了幫兇？一個乾乾淨淨的初生嬰孩，過了幾年變成了欺侮同學的年輕學子，是怎樣的環境讓他們變成這樣？他們長大之後，會不會變成犯下重大案件的死刑犯？如果是你我的孩子，該怎麼辦？讓法律直接給他們一槍，就算了卻了正義嗎？
關於死刑，我真的很難說要贊成還是反對，但我們真的需要深切的想一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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